寻找中国的卡耐基

 在热热闹闹的慈善榜后面掩饰不住一个苍白的事实,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还没有出现。是财富的积累还不够？是捐赠的机制还不够通畅？还是富人们没有像卡耐基一样意识到“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”？


    4月18日，由民政部作指导单位、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“官方版”中国慈善榜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与媒体见面，黄如论、刘沧龙、邹锡昌、袁熙坤、古润金、李春平、汤燕雯、李书福、陈逢干、周建云依次获得“年度十大慈善家”荣誉称号。  
    就在一周前的4月11日，来自英国的小伙胡润在清华伟伦楼公布了他的2006年中国慈善榜，深圳的余彭年以20亿的慈善捐赠高居榜首，杨澜、黄如论、牛根生、李书福、赵汉青、刘志强翟美卿夫妇、杨休、李金元、朱孟依进入前十。  
    两个慈善榜的先后出台，暗中“较劲”意图明显。但公众更感兴趣的，却是两个榜单的巨大差异：不单排名不一致、上榜的人面孔迥异，就连那些同样上榜的人，他们的捐赠数额都完全不同。  
    以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为例，在胡润榜中，他以捐赠2300万元排名第34位，而在“官方榜”上，他排名在第63位，2005年捐赠732.28万元。1500余万元的落差，让尹明善自己都糊涂了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连他本人对具体捐赠金额也不太清楚。  
    而著名公众人物杨澜则直接被慈善榜拖入了质疑的漩涡当中，在胡润慈善榜上，杨澜以5.5亿的捐赠额高居第二，旋即引来媒体和网民的一片质疑声。“官方版”慈善榜上，杨澜最终落选。
    卡耐基临终时说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。洛克菲勒也说，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。人在致富后应回馈社会已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种共识，中国的传统智慧中也从来强调乐善好施、回报社会。但至少在今天的中国，真正能够服众的慈善大王似乎还没有出现。

    胡润：寻找中国的卡耐基

    胡润的每一次出场，必定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富豪们的新视角和新的口水战。哪怕这一次，他为这个乐善好施的国家带来的是慈善榜，仍然不可预计地陷入纷争。当然，他很清楚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片质疑声；他也知道，那些人在质疑什么。
    他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转动着手上的杯子。咖啡厅里音乐舒缓，跟着曲子，他的身子甚至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。这是一个珍视现在处境的人。他很容易地适应了刚刚进来不到两分钟的室内环境，并且用那双蓝色的眼睛，习惯性地对面前的人进行了瞬间的判别。只是，他已经适应了的中国，会不会让他找到一个新版的卡耐基呢？  

    中国人也做慈善吗？

    南都周刊：4月18日，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《公益时报》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慈善榜，和你4月11日发布的慈善榜相比，我们发现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差距非常悬殊，排名也不一致。这是为什么？  
    胡润：是有很大差别，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们在计算捐赠款项的时候，不仅计算现金，也计算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。比如余彭年捐赠的20亿元，这部分现金和财产，不能抵押，也不能贷款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数字是有效的。在杨澜和牛根生身上，也是如此。第二，我们公布的是累积了3年的数据，而他们的数据以去年为主。
    南都周刊：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，2004年推出这个榜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  
    胡润：1999年，我决定和朋友们一块做一份“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”。有这个想法的第二天，我就在考虑，我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们呢？在国外，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，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。比如，比尔·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。可是，1999年，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。
    2002年，我的一个朋友重提此事。可我们发现，时机还是不够成熟。没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业，捐款数字太小，而且互相没有太大差别。2004年，我们动手了。然后，一年一次地继续着。
    南都周刊：三年时间过去了，有哪些变化让你记忆深刻呢？
    胡润：之间有什么变化呢？我想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吧。今年触动比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。以财富总数来说，有多少中国人能上全球财富500强呢？但按照美国《商业周刊》的统计数据，余彭年的捐赠额度放在美国也能够排在前30位。  
    这不仅让我惊讶，让国外媒体也惊讶。这两天，我刚接受CNN的采访，他们疑惑：中国人也做慈善吗？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啊，中国人吃穿住用行，应该样样都归国家管，为什么还要做慈善？  

    杨澜的5.5亿怎么算的？

    南都周刊：事实上，中国人也很惊讶。比如，很多人质疑，杨澜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么？你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，你到底怎么计算出来呢？  
    胡润：我们的做法其实和《商业周刊》、《泰晤士时报》没什么差别。无非三条途径：找慈善机构、找企业家本人、找公开消息，比如财务报表。我们需要做的，便是核查从这三个渠道得到的数据。如果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我想主要是我们将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也算进去了。  
    比如杨澜，她把自己所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的51%承诺捐赠给慈善事业。目前为止，这51%有法律保护，大概值4.5亿元；加上杨澜以前做的慈善事业，有1亿元左右，所以，加起来，她的慈善款项有5.5亿。
    南都周刊：如果每一个人的捐款数额都要经过核查，那么，做完一份榜单，你大概要接触多少位企业家呢？  
    胡润：坦率地说，很难分清楚我是为了做慈善榜还是百富榜才去接触他们的。只能说，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人。有媒体说我们大概接触了2500人，或许比这还多也不一定呢。
    当然，不是所有上榜的人，我们都接触过。比如排名第六的赵汉青，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官网资料看，他捐了1亿元给校方建教学楼，可是他本人不愿意出面，中国人民大学方面也不愿意提供他的联系方式，我